“李保禄，开开红躺柜…… ”睡梦中，我被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。

    

深更半夜，突然闯进一帮人,他们拿绳的,举棍的,提笔的,背包的,是记者前来采访,还是导演进行拍摄,还是公安人员在搜捕,都不是,这叫“查夜”。除了老婆孩子有什么可查的？与其说“查夜”，不如说查找批斗会的内容。他们打开红躺柜,一件新衣服,一个孩子的玩具,一颗鸡蛋, 一个娘家陪嫁的手饰都要亲笔记下来,以便增加斗争会的新内容。

    

那个年代，父亲戴着四类分子帽子，在社会最低层挣扎。春寒料峭，大地还未彻底解冻,父亲套上耕牛,接受四类分子改造,大自然却不宽待他, 即使锋利的铁犁也解不开封冻的大地,任凭他埋头压着犁把,犁华还是下地不深,晚上斗争大会“奖偿”他的是干活儿不老实,叫他交待罪行。

    

那个年代，父亲挖渠,大自然赠偿的高坡是他的,打堰子,大自然赠偿的洼处又是他的,加之丈量的不公平,左右给予的“照顾”,足使父亲周身出汗，双腿打颤,汗水顺夹而下,可是给予他的“报酬”则是完工迟了,深度不够,高度不行,不合标准之类的“赞言”,百般挑剔的恶语,无中生有的指责。

    

麦收季节,社员们每人一次割四垄麦子,父亲每次割六垄,理由是看看四类分子的表现,大与别人的劳动量不说,“奖励”他的不是麦子撒了，就是查子高了，割得慢了，总之,凡是劳动质量不合格的都是他的。

    

父亲被压在生活的最低层,脏活儿累活儿都是他的,险活儿苦活儿也是他的,劳动质量差的自然也是他的。生产队哪头牛不老实耕地,哪匹马不规矩拉车,哪头骡子不听使唤,都是父亲付出滚烫的汗水,玩命的胆识去训服，同时也付助了父亲的机智与勇敢。

   

父亲经历着一波三折的选宕,忍受着社会的冷酷和欺辱, 违心地恭维着狰狞的面孔,他不会有“干”与“不干”,“是”与“不是”的选择,不准他参加社员会,不准他与社员们说话,不准他进城。

    

由于“分子”这条鸿沟,亲戚们不敢与父亲来往,离家出走的弟妹不敢回家,父亲举目无亲，孤家寡人,信仰使他走过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。   

       

睹物思人，今天，红躺柜还在，父亲却不在了。